[42] 康有为：《康子内外篇》，第109页。

但是，这决不意味着，孟子的学说只是一种生理学和心理学。孟子论证了不忍之心、恻隐之心之后，其他三种道德情感也就不证自明了。

恻隐之心，仁也云云，则是从内容上说，离了情，决无所谓性。但是，告子又提出仁内义外之说，与他反对仁义为性之说似乎不太一致。孔子曰：为此诗者，其知道乎。四端之情虽是先验的，却又是在经验中存在的，是有经验内容的，不是毫无内容的纯粹形式。这不是所谓的逻辑推理所能证明的，这是由生活实践证明的，其根据就在每个人的心里。

因为在孟子看来，其他三种道德情感，与不忍之心、恻隐之心同出一个心，只是在不同场合有不同表现而已。比如告子说：食色，性也。永配天命是就实现人性而言的，当然是靠自己求得幸福。

孟子由此进而提出，人心就没有共同之处吗？当然有。这就是说，心字本身就意味着生长，就人心而言，能从中生长出道德义理，这就意味着道德的创造。最近有学者提出，良知有隐默之知的面向，而所谓隐默之知，简单地说，就是一般人具有的未加反省的道德意识。忧之如何？如舜而已矣。

但是，他并不否定环境的作用，正相反，他很重视环境的作用。以义为人路，说明理义就是人心自身所遵循的规则，即自律。

孟子曰：广土众民，君子欲之，所乐不存焉。自作孽则是弃善从恶，作出伤天害理之事，必然是自遭祸殃。从积极的方面说，好的环境能促进人性的健康成长和发展，可说是人性发展的促进因素。孟子曰：无或（即惑）乎王之不智也。

良知就是善性的自我知觉，这种知觉完全是自发的，或出于本能的，因而需要思即反思，从而作出理性判断，但它本身就是具有普遍性的，不是个人的，亲亲与敬长既是良知，又是善性（仁义），因为它能够通行于天下，只需赋予理性形式而已。因此，对君子而言，最重要的是，不管在什么环境下，都要加强自身的修养。[8]《孟子·告子上》7章。君子所性，虽大行不加焉，虽穷君不损焉，分定故也。

所谓统一，也不只是只有自上而下的下贯之义，更重要的是自下而上的上达之义。如果不是以西方的主体论为依归，孟子的主体论是完全可以谈论的，也是完全可以成立的。

当情感体验活动发生时，理义便呈现出来，便自然而然地产生喜悦。但是，今人对良知的解释，并不完全一致。

人生的智慧，是以仁为基础的，而仁是由自己决定的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。因此，人人都会由此而生出一种喜悦之情，悦是一种自我体验式的道德情感，孟子称之为理义悦心。君子有终身的忧患，却没有一时的患难，这意思是，君子以不能完成内在德性为忧，而不以碰到外在的遭遇为患。五、反求诸己 孟子通过人性论，建立了道德自律学说，确立了人的道德尊严，为人的内在自由指出了一条道路，同时也为人的幸福指出了方向。至于一时的患难，并不是没有，而是君子并不以为患。反过来说，喜悦之情是以道德理性为其自身对象，也可以说是情感的自我理性化、对象化。

[18]《孟子·离娄下》二十八章。这是能够保持尊严的唯一方法，君子之所以值得尊敬，就在于此。

居天下之中央而安定天下的百姓，是君子之所乐，却不是君子之所性，可见，君子之所性，比君子之所乐更重要、更根本。前面我们已经陆续地谈到这一点，现在再集中地谈谈这个问题。

那么，外物皆备于我就只能是皆备于心。但是，他们的基本价值取向，是向内而不是向外，是内求而不是外求。

正因为不同的环境对于人性有不同的作用，因此，要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，使人性得到全面发展，这是孟子的一个重要思想。如果无人阻止而自己不仁，那就是不智。君子以仁存心，以礼存心。[14] 里仁者居仁，即居于仁德。

放失而不知求，才是最大的悲哀。另一方面说明，它又是情感这一存在的本质。

而道德感则完全是一种自悦。如有一朝之患，则君子不患矣。

人心的共同之处就是理，就是义，圣人只是先于我而自觉到人心的共同之处。《诗》云：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

仁者如射，射者正己而后发。孟子是不是有道德本体论的思想呢？这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。但是，人之所以失其本心者，是有原因的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，受外部环境的作用，特别是受物质利益的引诱，以追求物质利益为唯一目的。扩充既是尽心之事，也是存心之事。

非仁无为也，非礼无行也。君子所性，仁义礼智根于心，其生色也，睟然见于面，盎于背，施于四体，四体不言而喻。

良能是从能力上说的，良知是从知识上说的，但二者又是不能分开的。舍其路而弗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哀哉。

仁义虽是人心所固有，但也容易放失，即受到摧残。[12] 冯友兰：《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》，《三松堂全集》第11卷，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，第11页。